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事业——领悟杨善洲的事业观

   在很多人看来，退休了就该好好休息了。可杨善洲却在退休后继续为事业奋斗着，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惦记着林场的一草一木，惦记着林场群众的林权证。是怎样的一种事业观，支撑着杨善洲六十年如一日地勤恳工作，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中去，视工作如生命？

　　杨善洲的答案很简单：“共产党员就应该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都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要多为老百姓办事。”

　　“喊哑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许多和杨善洲共事过的干部都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杨善洲干什么工作都喜欢亲力亲为，冲在第一线。他在1975年1月的工作笔记里这样写道：“凡是农田建设上得快的单位，都有一条重要经验：领导上前线，亲自带着干。这是最有效的指挥。正如有的干部说：‘一天讲得磨破嘴，不如自己流汗水’、‘喊哑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个体会很实在。不然的话，指标再先进，口号再好听，领导不下去，也是老和尚念经，自己念给自己听，群众是不感兴趣的。”

　　保山地区纪委原副书记吴发启至今还记得杨善洲买草鞋视察灾情的故事：那是1981年7、8月间，昌宁某乡一座水泥大桥被洪水冲垮。时任地委书记的杨善洲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到受灾现场。吴发启当时任保山地委办副主任，也跟随杨善洲书记一起到了现场。

　　“到现场察看灾情后，杨善洲转身去了供销社买了双草鞋。乡上的陪同人员和我都很纳闷，他买草鞋干什么？”吴发启告诉记者，“没等我们张口问清楚，书记已经从供销社走了出来，向灾情事发现场赶去。到了现场，他换上草鞋，沿着被洪水冲垮的庄稼地察看农田受灾情况。看着书记在漫过膝盖的水里走，我和乡上的工作人员不敢再在一旁站着，赶紧跟着他一起趟着洪水察看灾情。足足走了两公里，他才停下来，而此时，我们这些穿着胶鞋的随行人员的脚早已经被沙石硌得苦不堪言。”

　　曾任杨善洲秘书的杨兆华想起和杨善洲在35年前那场地震里一起救灾的故事，至今还有点后怕：“1976年龙陵地震以后，杨书记到腾冲指导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一天，刚到一个村委会，水还没来得及喝，几个农民就跑来报告说出事啦，上面有一个小塘坝溃坝了，有母女俩在山坡下种玉米，被泥石流卷走了。听说这个消息以后，老书记拔腿就往出事地点跑，我们也跟在他后面跑。到了一个地方，下面是悬崖，他一脚踩空差点掉下去。我当时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皮带。但是他顾不上危险，还是继续往上走，赶着去看灾情。后来我跟他开玩笑说那次要不是我拉你一把，你就成‘烈士’了。”

　　人们都说，越穷的地方越能看到杨善洲，越险的地方越能看到杨善洲，他这辈子一直“不要命地在做事”，身先士卒，永远冲在最前面。因为杨善洲相信，只有这样干工作，群众才能信任你，群众才会拥护你。

　　“干工作不是做给上级看的”

　　保山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培光至今还记得杨善洲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干工作，不是做给上级看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

　　他给记者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1985年，中央领导同志来保山视察，提出“增百致富”，杨善洲及时召开会议贯彻落实，成立五个工作组，分别到五县区进行调研，研究如何实现“增百致富”。张培光被派到腾冲组，为了完成增百致富的任务，他把往年没有列入农民收入的那部分列入了增百致富的收入里面。杨善洲知道后，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他说：“不要凑数字，要实事求是跟老百姓算账，要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富裕，要帮助老百姓找到一个致富项目，帮助老百姓发展产业，工作作风要扎实，不要图虚名。”张培光说，这件事对他后来的工作作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保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习超曾与杨善洲共事多年。在他的眼里，杨善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共产党人，不图虚名，不要表扬，最关心的是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在1987年地委召开的地县乡三级干部会上，杨善洲说：“领导干部看问题、想问题、做事情都要全面，不要只盯着万元户，也要看到贫困户。我们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不能让困难户掉队，要帮助这些群众。”后来，地委就出台了《保山地区关于加快贫困地区发展的意见》。

　　杨善洲特别注重机关作风建设，反对公文旅行。杨习超记得：“他有一次开会说，最近有些歪风不能继续下去了，地委行署就在一个院子里，门挨着门的，一步路的事情，文件从这里到那里送一下就可以了。但我们的部门之间却老死不相往来，文件都要送到收发室，在那里摆几天，再送到邮电局，在那里又摆几天，最后又回到机关大院。这是衙门作风、官僚主义，必须要改！”在他印象里，那是杨善洲用极少有的严厉口气批评大家，后来这种现象果然得到了有效地遏制。

　　“干任何事首先要赢得民心”

　　熟悉杨善洲工作风格的人都知道，他在保山地委工作期间，推广新技术都喜欢先办样板、树典型，找一个地方搞试验，等成功了再推广，而不是搞大呼隆、一哄而上，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施甸县委宣传部原部长孙中惠告诉记者：“杨善洲书记对我和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工作方法。我1964年毕业后曾在施甸县委宣传组工作。由于50年代末期浮夸风盛行，群众对各级干部指导生产的能力不信任，加上三年困难时期的自然灾害，群众的生产生活比较困难。杨书记在1964年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说，他要以办样板树典型的工作方法来指导群众、带动群众、影响群众。”

　　孙中惠记得，当时县委在甸阳镇罗街建起了40亩的样板田，引进了“稻麦杂交”和“西南175”两个高产品种。由于试验田靠近城郊的大路边，从栽插一直到收割都做给群众看，现种现割现收现脱粒现场计算产量，甚至架起锅现场煮给农民吃。群众直接感受到这两个新品种在产量、口感上的优越性。通过典型示范，群众打消了疑虑，之后的几年，在保场、董家村、迎将村这两个品种推广种植达上万亩。

　　“这则事深深教育和影响了我后来的工作方法，就是做群众工作首先要赢得民心，要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例来教育和影响群众，千万不能乱干硬上、违背民意。几十年来我照着杨书记的这种工作方法去指导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孙中惠说。

　　云南省原副省长黄炳生曾与杨善洲共事多年，他说：“杨善洲跟我讲过一件事，保山要发展蚕桑，但那时候粮食比较困难，尽管补了钱，农民还是不想种，还是把苗丢了，所以首先要让农民接受，不要先补这个补那个，效果不大。这对我之后制定政策有很大的启发。”

　　杨善洲曾说：“群众的任何小事都是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马虎。”正因如此，他坚持把为人民服务当成自己的毕生事业，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尊重、爱戴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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