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GDP，政绩靠什么？

    “要研究制定国内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和国际最先进的环境准入制度，把环境指标和环保成效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委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一票否决’的核心指标。”近日，在南京市领导干部学习班上，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的一番话振聋发聩。

　　“实行最严格的环保制度”，这句话并非杨卫泽第一次说。早前在杨卫泽担任无锡市委书记时，也曾对太湖治污提出过同样的要求。无锡几年前因太湖蓝藻的大规模暴发而发生了上百万人无水可用的危机，这恐怕不能不给杨卫泽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次危机之后，无锡两年内关闭规模以下的化工企业700多家，并利用环境标准倒逼经济结构升级。

　　从危机中汲取教训的杨卫泽，现在到南京担任市委书记，同时也把环境保护的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带到了南京。现在南京的环境“家底”也很不乐观：重化工产业结构特征明显，重工业比重达82.5％；单位国土面积化学需氧量负荷是江苏省平均水平的两倍；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工业粉尘等排放量与排放强度在副省级城市中居前3位。“十一五”期间，南京市省控、市控入江支流普遍不达标，局部河段污染较重，去年南京空气污染天数更是达到60天，为5年内最差。

　　在资源环境压力的紧逼下，杨卫泽强调实施最严格的环保制度顺理成章。而这不仅适应于无锡和南京，对于处在环境污染仍然严重的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必然选择。只有建立最严格的环保制度，才能给经济发展留下空间，才能为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打下基础。

　　环境标准最高，环境监管最严，在一定程度上固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对地方经济造成影响。但从长远看，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大浪淘沙始见金”的效果，经济结构也才能得到优化。

　　我们曾沾沾自喜于“中国是世界的制造工厂”的说法。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制造”常常处于产业链末端，所造出的产品很多是高能源损耗、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低附加值的。广东省新塘镇，国内六成、美国市场四成的牛仔裤出自这里，是“世界牛仔裤之都”。他们赚取的可能只是每个产品1％的加工费，但当这些印有“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源源不断流向国外时，留下的却是重金属污染超标的河流和土壤。

　　有人说，过去我们用环境换GDP，现在和未来必然要用GDP去挽回环境。但一系列污染事件告诉我们，被破坏的环境，已远非金钱能挽回。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永远找不回来。这里面既有曾经优美的环境，也有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

　　杨卫泽说，包括南京在内，江苏的城市有过两次发展机遇，一是上世纪80年代，以发展乡镇企业为标志；二是以扩大对外开放为动力的大发展。然而，在这两次机遇中，南京都没能脱颖而出。因此他说，GDP导向不适合南京，希望全市上下不要把GDP看得太重。他要求南京务必抓住以人才、科技、教育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发展机遇。这次发展机遇的实质就是实现绿色发展。谁能在绿色发展上占得先机，谁就有可能赢得未来。

　　抢抓第三次重大历史性发展机遇，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认识要到位。如果认识没有到位，机遇来了也抓不住。其中，处于决策地位的党政领导的危机意识、前瞻意识最为关键。

　　要对症下药。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发展方式粗放，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从环境保护入手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各地应以环境准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功能分区促进产业布局合理有序，以污染减排促进产业升级换代，以环境成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努力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融为一体。

　　要完善制度。实行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必须要有与之相应的政绩考核制度，否则仍有可能说一套做一套。如果领导干部仍然只注重GDP的增量，不管发展的质量，那只能永远步人后尘，做不了引领潮流、抢占先机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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